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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1篇

地名是专指地域的语言符号,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因此,地名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承载了浓厚的地域人文底蕴和悠久的地域历史文化。但在历史上,地名曾因国讳、官讳而几多改易。这种地名改易割裂了历史,影响历史、文化、民俗的传承:许多发生在该地的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民俗、民间传说,随着地名的改易而变得不为人所知。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也指出:“避讳改地名,系一朝掌故;避讳改前代地名,则失史实矣,因当时并无此地名也。”孔子名丘,因孔子是圣人,也要避其名讳,即所谓圣讳。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为避孔圣人名讳,改龚丘县为龚县。清雍正三年(1731年),也为避孔子名讳,创造了一个“邱”字,“丘”成了孔子的专用名,民间只能用“邱”,所以清代很多地名中都带有“邱”字,如章邱、安邱、封邱、霍邱、商邱、任邱、内邱、沈邱、邱北等等,甚至连韩国历史上的“大丘”也变成“大邱”。这些“邱”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被回改为“丘”字,但安徽的“霍邱县”、河北的“邱县”至今仍然沿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有《登半月台诗》:水色流且静,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李白所称的“镜湖”,到宋代却成为“鉴湖”,诚如宋人吴曾所说:“会稽鉴湖,今避庙讳,本谓镜湖耳。”(《能改斋漫录》)这是因为宋太祖的祖父叫赵敬,为避“敬”之嫌名“镜”罢了。因避讳而改地名大约从秦始皇时肇始其端,汉代渐趋兴盛,六朝蔚然成风,唐宋登峰造极,至元而疏,明清又趋严苛,民国以后式微。其中隋朝因避讳改地名45例,唐代57例,五代36例,宋代50例,共188例,约占历代避讳改地名总数的90%。可见,从隋至宋的700多年间,是历史上避讳改易地名的高峰期。

二、因避讳而改变书名

因避讳改易书名,导致一书多名,引起淆乱,加重了人们查检的负担。《广雅》改为《博雅》。三国魏张揖为增广《尔雅》而著《广雅》,隋秘书学士曹宪为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改《广雅》为《博雅》。《龙龛手镜》改为《龙龛手鉴》。辽代和尚行均编字书《龙龛手鉴》四卷。该书本名《龙龛手镜》,宋人刻书,因避宋太祖的祖父赵敬嫌名“镜”,遂改《龙龛手镜》为《龙龛手鉴》。《白虎通义》改为《白武通义》。汉代的班固著《白虎通义》,到唐代因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讳“虎”为“武”,改《白虎通义》为《白武通义》。《旧唐书•艺文志》引作《白虎通》,书名无“义”字,则是宋人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而改省。《齐民要术》改为《齐人要术》。后魏贾思勰编著农书《齐民要术》,到唐代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讳“民”为“人”,改《齐民要术》为《齐人要术》。《殷芸小说》改为《商芸小说》。南朝时梁人殷芸著有《殷芸小说》,宋人为避太祖之父赵弘殷名讳,讳“殷”为“商”,改《殷芸小说》为《商芸小说》。今两名并存。《丛书集成初编》有《殷芸小说》一卷,《说郛》《古今说部丛书》则作《商芸小说》一卷。

三、因避讳而改称名物

秦始皇叫“嬴政”,一称“赵政”。秦人为避嫌名“正”字,把“正月”称为“端月”;后人又将“正月”读作“征月”。汉景帝叫刘启,汉人讳“启”为“开”,把“启明星”称为“开明”,把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启蛰”改为“惊蛰”,至今沿用。三国时,魏武帝曹操的父亲名曹嵩,魏人因避嫌名“菘”字,把一种可腌制咸菜的植物“菘”称为“蔓菁”。隋朝著名学者刘臻,特别爱吃蚬子,但他父亲叫刘显,为避“显”之嫌名“蚬”,就把“蚬子”改称为“扁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其中“司马”原是由“治中”(州刺史的副职)这一官号改来的。唐高宗李治为避其名讳,于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下令“改诸州治中为司马”。唐高祖名讳“渊”,唐人遂把“龙渊剑”改称“龙泉剑”。唐太宗叫李世民,朝廷就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唐武后名曌,避“曌”之嫌名“诏”,改“诏书”称“制书”。唐代宗叫李豫,为避“豫”之嫌名“蓣”,把“薯蓣”改称“薯药”;到宋代时,宋英宗叫赵曙,为避“曙”之嫌名“薯”,又把“薯药”改称“山药”。五代时,吴国建立者、太祖武皇帝杨行密占据扬州,其名讳“密”之谐音为“蜜”,扬州一带人即改称“蜂蜜”为“蜂糖”;又避“行”之嫌名“杏”,把“杏子”称为“甜梅”。吴越太祖武肃王叫钱镠,吴越人即避“镠”之嫌名“榴”,把“石榴”改称“金樱”。南唐后主叫李煜,为避“煜”之嫌名“鹆”,把“鸲鹆”称为“八哥”。宋仁宗叫赵祯,时人不得不将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改为“炊”字,“蒸饼”改称“炊饼”。宋光宗赵惇的妻子名李凤,为避李皇后的名讳,宫中称“凤仙花”为“好女儿花”。唐高宗时有一个年号叫显庆,但到唐中宗时却有“明庆中,皇后亲蚕”的说法,这里的“明庆”其实就是“显庆”,是为了避唐中宗李显的名讳而讳“显”为“明”。唐太宗年号叫贞观,到宋代时,为避宋仁宗赵祯名讳的嫌名“贞”,把唐代年号“贞观”称为“真观”或“正观”。

四、因避讳而擅改词语

秦始皇叫嬴政或赵政,时人为避嫌名“正”字,把“不敢正言其过”称为“不敢端言其过”,把“正平法度”改为“端平法度”,把“正直敦忠”改为“端直敦忠”。改后的词语令人费解。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为避讳,唐人将成语“管中窥虎”改成“管中窥豹”,“画虎不成反类狗”改成“画龙不成反为狗”。唐人李延寿作《北史》,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写成“不入兽穴,不得兽子”。还有讳“虎”为“武”,出现诸如“熊武之姿”“握蛇骑武”“龙行武步”“武视江湖”等词语,怪诞离奇,义理不通。“皮里春秋”是一成语,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东晋时期,谢安经常在众人面前夸奖褚裒风度不凡,尚书吏部郎桓彝见他后也夸他名不虚传,有皮里春秋。意思是口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非分明很有主见。但《晋书•褚裒传》却载:“季野有皮里阳秋。”这里皮里阳秋很是怪诞,其实这是晋人为避简文帝(司马昱)母亲阿春的名讳,讳“春”为“阳”,把“皮里春秋”说成“皮里阳秋”。唐太宗叫李世民,唐人为避其名之偏讳“世”,把词语“厌世”改为“厌代”。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叫李昞,为避“昞”之嫌名“丙”,唐人将干支纪年的词语“丙寅”“丙申”改为“景寅”“景申”。若不明避讳,真不知是何意思。

五、因避讳而影响职官科举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担任太子詹事一官职,但其父亲名叫“范泰”,官职名中“太”字与父名“泰”谐音,犯了家讳,范晔不得不因之而辞官。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被任命为“秘书丞”(掌文籍等事之官),但其曾祖父名“承之”,犯了家讳之嫌名,于是辞不赴任,改任中书郎。北宋人吕希纯担任“著作郎”一职,因父名“公著”,官职名犯了家讳而辞官。北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掉了这一差使。南宋人马骘,绍兴八年任衡州知府。因为州内有一个安仁县,恰与父同名,马骘不得不辞官。先秦时虽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规则,但汉唐以来,写成的文字均须避讳。尤其是科举考试,所避文字最多,包括国讳(庙讳)、圣讳、家讳、宰相名讳、主考官之讳等等。比如,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科举考试中,文人士子遣词造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进而失去中榜机会。科举考试中,如遇试题之名犯家讳,应试者必须中途退出考试,还要递上纸状,说“即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甚至科举考试的级别之名如果犯了家讳,也不得应试。宋代举子刘熙古的祖父名“实进”,为避家讳之偏讳“进”字,刘熙古终生不考进士。还有因为考生姓氏犯家讳而使主考官被迫辞职的。如唐代的崔殷梦父亲叫崔龟从,崔殷梦主掌贡举考试,得知有一个叫归仁泽的考生。因这位考生的姓“归”和父名偏讳“龟”谐音,崔殷梦遂辞去主考官之职。宋钦宗名赵桓,为避“桓”之嫌名“丸”字,凡在科举考试中所作八股文以“丸”字作韵脚的,一律不予录取。明英宗叫朱祁镇。天顺三年(1459年),科举考试殿试评卷完毕,有一个叫祁顺的考生本来名列第一,但因这位考生的“祁”姓犯了英宗“祁镇”的偏讳,评卷的阁老在司礼监太监的提醒下,把祁顺降为第二,原本第二的王一夔升至状元。晚清慈禧太后的小名叫“翠妞儿”,人们在诗赋中、科举考试中都会回避“翠”字。光绪朝有一年会试,题目是“麦天晨气润”,一个外地来京城参加考试的士子不知慈禧太后的小名避讳,在诗中竟用了“翠浪”一词,因“翠”字犯讳,“浪”字则意味女人风骚,本来这份试卷非常优秀,阅卷考官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六、因避讳而影响饮食生活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2篇

1.命题素材来源于时事、热点话题。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方式已不能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发展需求。因此,我们可以探索如何把当下的热点问题、人们关心的问题作为命题的素材。如:南通启东2010小升初考试的第5题。“世上罕物皆尽有,博古精品必全收。”(1)请你把这副对联写到图上相应位置。(2)仔细读读对联,你从中了解了世博会有什么特点?(3)图片中的建筑物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东方之冠”请你用一两句话作一下介绍。此题目的是考查考生的知识面、观察力、理解力和表达能力等,但试题选取素材复杂,考生的阅历、认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达不到命题者的要求。

2.命题素材来源于媒体中的图表、数据等。媒体报道、图表等都是编制试题的好材料,小学高年级可尝试以此作为命题素材。这种阅读形式来自国际“PISA”阅读素养测试项目,旨在考查学生阅读文本、图表的“再加工”能力。考生的阅读能力倾向不同,测量结果不同,本题显然对图表处理能力较强的考生有利。另外,此类题型有时会出现材料的信息量过大,超出考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情况。

二、命题素材选择的基本原则

基于对上述案例中命题素材来源与选择的讨论,笔者认为对命题素材的选择应考虑下列几个因素。

1.命题素材的来源应该多样化。命题素材的来源多样化主要包括内容多样化和形式多样化。内容多样化的好处是兼顾不同考生知识倾向,如有的考生对时事热点了解比较多,有的对生活常识了解的较多。形式多样化的好处是兼顾不同考生能力倾向,如某些考生文字阅读能力比较强,某些考生图表信息处理能力比较强。因此,命题素材多样化保证了命题的效度和公平性。

2.命题素材应与考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相适应。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看,可以将考试看作是考生学习结果的迁移。对命题素材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考生能否在考试环境中顺利进行学习的迁移。因此,选择的命题素材要考虑考生现有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考生能否将材料中新知识与已有知识体系建立联系。

3.命题素材的信息量应适量。背景材料的信息量对考生完成指定的考试任务影响较大,命题者给考生的信息有时冗余或不足,需要考生对信息进行选择、剔除或推理等处理,这样就会降低考试的效度。因此,如果试题不是专门考查考生信息处理能力的话,最好不要给考生冗余信息或不足信息。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财经论文的“论”

“财经”限定了财经论文的内容,“论”则表明了财经论文最基本、最主要的表达方法,“论”实际包括论证确立、解释阐说、议论评定三种近似而又有功能和形式上的差别的表达方法。这是现在所说的论说文(又称议论文)常用的三种表达方法。

表达方法的不同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章内容、目的、样态的不同。古人把我们今天所统称的论说文曾细分为“论”“ 说”“辩”等类。今天我们所说的论说文其实也分两大类: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

理论文章,对社会生活等研究讨论对象采取高层次整体分析,力求揭示深藏的本质规律,以论证某种理论、确定某种观点、表明某种主张;也有的对某种理论观点进行阐释说明、扩展补充,或者批驳对立面的理论观点。理论文章主要运用抽象的概念、判断,进行富于逻辑性的严密推理,推理论证过程较为完全、细致。论据多理论论据、概括性事实或统计数字。表现出较鲜明的抽象理性色彩。

评论文章,对讨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当前社会生活较为突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现象和问题)采取迫近逼视姿态,与日常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不但关系密切,而且直接参与、干预。事例具体、就事论理、夹叙夹议、判明利弊、提出建议主张,论析具有较强跳跃性而不求完全。论据有理论,更有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经验和熟知的古今典型事例。写法灵活,形式多样,有较强的时间性、针对性、现实性。如果说理论文章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那么评论文章更注意的是应用理论以及直接对生活和实践发生影响的具体政策、制度、措施等。

财经论文,形形色色。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主要把握上述两大类型的特点与区别。

二、论文主体的结构问题

论文主体部分的结构布局是写作中较难处理的问题,尤其对内容较多、较长的论文,当然,结构布局毕竟是个形式问题,其主要还取决于作者对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深入、科学的认识和剖析,取决于对所论的理论观点深刻、清晰、严谨、统一的成熟思考和把握。不过,在考虑结构布局时也有个方法技巧问题。一般来说,要抓好“切割分解”和“排列组合”两个环节。

所谓“切割分解”,就是把所要表明的主论点分解成若干分论点,并依论点的分解对内容材料进行“切割”、归并,形成若干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单元”; 所谓“排列组合”,是将分解切割开的“单元”组合起来形成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严密统一的文章结构布局。文章的结构布局是主、客观的统一。

大凡结构布局处理不好,是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两个环节,违背了某些原则依据,编写结构提纲或者画个结构布局图,有助于写作者把握好这两个环节,处理好结构问题。寻找文章结构布局上的毛病,也可借用此办法。对于结构布局方面有一定素养的读者自然就不必了。

三、财经论文的选题

选题,是论文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向、研究角度、论文规模的体现。论文的选题过程是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研究课题的选择是否适当 ,不仅影响论文的水平和成果的价值,也关系到论文的撰写能否成功,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选题对财经论文的写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宏观财经论文选题的出发点,是从研究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出发,从研究我国的基本国情 出发,研究我国的宏观财政经济;宏观财经论文选题的范围,是侧重于研究宏观经济决策是否得当,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否反映经济规律和客观实际,某一措施的利弊得失如何权衡等。

微观财政经济是社会再生产中单个经济单位的财政经济活动,是宏观财政经济的基础,只有组织好微观财政经济活动,宏观财政经济的战略目标才能实现。因此,国家对宏观财政经济决策,必须落实到微观财政经济。二者的关系是:微观财政经济的活动要受宏观财政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以适应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要求;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组织好微观财政经济活动,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职工的素质,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因此,研究微观财政经济和研究宏观财政经济同样重要。

微观经济论文应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中选择课题,应遵照有关的方针政策,研究各个企业和各个行业的经济活动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做到政策鲜明、有的放矢、针对性强。

四、财经论文的材料

1.从材料的积累、鉴别,一直到材料的选择和运用,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思维过程,也是论文写作的重要环节。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1世纪的大学生在论文写作中,首先就是寻找参考资料和范文,我们能够在网上搜索到非常多的参考文献和资料,但是同学们通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对参考文献和范文不能合理利用,想偷工减料,直接借用是非常常见的。现在无论是本科论文还是硕士论文都会通过抄袭检测软件,直接影响到毕业,所以请大家务必重视。。

2.材料的积累、鉴别、选择和运用的关系。积累是为了鉴别,鉴别是为了选择 ,选择是为了运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选择出来的材料是用来提炼观点的,写文章时不见得都写进去。

财经论文的语言

1.财经论文的语言特点。准确性,主要指论文的材料要准确、论文的结论要准确、分析问题说明事理要准确。简明性,主要指用语简练明确。稳密性,主要指用词稳妥周密。

2.语言表达特点。叙事简要,说明精当,议理平实。

五、财经论文的提纲

提纲是一篇论文的基本轮廓、蓝图,全文的骨架雏形。它肩负着疏通思路、安排材料、形成结构的任务,作用十分重大,不可忽视。论文提纲,可以写得详细些,也可以写得粗略些。简略的提纲,只需列出每一部分、每一层次、每一段落的要点。要点用撮要句的形式标示出来,到具体动笔时,再详细思考,认真琢磨。有了总的思路,文章就会有条有理。详细的提纲,则可具体到每一处材料如何用,分析怎样展开,每一段的侧重点是什么,论述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这样,到写的时候就省力一些。这种方法对初学者较为实用。

六、注意事项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天津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以上图书与著作只是从不同时段、不同方面做的简要介绍,是对茶进行研究的各类图书的冰山一角。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茶的各类图书达350余种,200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达300余种,2010年达340余种。可见,英语世界对茶的关注近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状态。但同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图书与研究多集中于科普类,真正从学术的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类。以印度研究者为主开展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茶园、产茶区的人口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或系统全面地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特征的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5篇

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相比较,除“艺术”和“美学”具有较多一致性外,其他方面就相去甚远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标准完全脱节,几乎变成了政治批判,除偶尔提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词句外,在精神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毫无共同之处。到十年“”期间,中国的文学批评完全陷入了混乱,帮派的、政治的需要彻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一方面确立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回到马克思”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回归了中国理论界和文艺界。在中国文学理论界,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展开了一场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在那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对什么是“美学”标准、什么是“历史”标准,“美学和历史”标准如何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就是文学批评“从艺术实际出发,从艺术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的、伦理的或哲学的观念出发,它的根本任务也不是借艺术来论证这些观念”。“历史”标准,就是将作家作品“放在历史发展中,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研究”、“美学和历史”标准的统一,就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⑤这一看法,代表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学和历史”标准的基本认识水平。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一标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些被误解了的作家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标准重新加以衡量,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被错误政治伤害的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推倒了加在这些作品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使其成为‘重放的鲜花’,回到了文艺的百花园”。(3)“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研究,或从美学分析进入历史把握,或从历史角度导向美学分析,然而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从‘美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去把握”。⑥

二、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

从反映论角度去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自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一角度和立场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界。20世纪初期,陈独秀、就明确主张用哲学反映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理论。1950—1960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命题,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由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中国文学理论中审美因素的复苏,从对‘形象思维’的探讨开始”。⑦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1月《诗刊》先后发表了1965年7月21日致的信。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⑧的话包括两层意思:诗歌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是诗歌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宋人作诗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缺少韵味。在的论述里,已经流露出了文学应该具有审美思维和艺术意味的思想。由于给的信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涉及了艺术的审美思维问题,它一发表便在美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朱光潜发表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美学》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李泽厚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光明日报》1978年2月11日)、《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蒋孔阳发表了《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与议论》(《山花》1979年第2期)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含义、特点、作用。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形象想象和情感的思维”,⑨是审美活动的特有思维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想象、移情、直觉等特点,都是形象思维活动的体现。文艺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需要形象思维。文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感染性等特点的艺术形象”,“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用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是新时期伊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和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译文是“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围绕马克思的这段话,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论述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表现在思维特点上主要是“形象思维”。“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瑏瑢再次,马克思所强调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掌握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瑏瑣从美学的角度看,形象思维的讨论和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争鸣,为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奠定了文学与生活关系中审美反映说的美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转向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刘再复、鲁枢元、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都持“审美反映论”这一立场,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刘再复提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判断”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瑏瑤鲁枢元认为,文学属于“美的领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拨动了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作家审美感情的波涛,产生一种强烈的、持续的爱,或者憎”,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爱憎情感通过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就是文学作品。瑏瑥童庆炳于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其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他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我们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弄清文学本身自身特殊的本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钱中文也于1986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他指出:“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灵”。瑏瑧王元骧也于1988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1990年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与前面几位文学“审美反映”论者相比,他的论述最为全面。如果说,刘再复是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创造,鲁枢元仅从文学的归属的层面说明文学属于美的领域,童庆炳是从文学反映生活与其他意识形态反映生活区别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钱中文是从一般反映和审美反映不同点的层面说明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某一方面论述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那么,王元骧则从多个层面论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一种审美反映。他认为,从反映对象看,文学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审美者看来,它们的地位价值就不大一样。这就是因为审美情感作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体验,总是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契合和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成为爱慕倾倒、心醉神迷的对象;否则不论事物本身的客观意义多么重大,人们也照样无动手衷,漠然置之”。从达到的目的看,文学的目的与认识的目的有较大的不同:“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世界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审美愉快总是以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产生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从反映形式看,认识的反映和审美的反映差异很大,认识的反映形式是逻辑的,而审美反映是“以崇敬、赞美、爱悦、同情、哀怜、忧愤、鄙薄等情感体验的形式来反映对象的”。

王元骧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完整而深刻,是对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深化与丰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前提是对文学认识反映论的不满和反拨,提出的契机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动其转变是关于马克思“艺术的”掌握世界的争鸣,其意义是突出了文学的本性和特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流行的是文学反映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论相对于自我表现说,能更好地说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它能被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哲学反映与文学反映相等同,认识反映与审美反映相混淆,忽视了文学反映的审美本质和情感特点。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提出,恰好弥补了其缺陷,纠正了其偏颇,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和情感特点。

三、社会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型

把文学看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式,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就明确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意识形态论已统领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广泛出现在文学论文、文学理论著作,特别是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意识形态论支配中国文学理论界近80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受到挑战,1990年代才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取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中国‘’十年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对‘’十年进行反思,文学艺术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在此期间发生了关于艺术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瑏瑩这次讨论是由朱光潜的两篇文章引起的。1978年底和1979年初,朱光潜分别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朱光潜在文章中提出了艺术不是上层建筑的主张。朱光潜强调,马克思著作所讲的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恩格斯的著作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而斯大林明确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相等同。他的结论是反对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或者让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坚持认为“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瑐瑠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和争鸣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争论的焦点最初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

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和争鸣中,除有个别学者表示有保留地认同朱光潜的观点外,大多数学者表示朱光潜的观点不能成立,并提出了文艺不能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认同者的理由是有些意识形态,如语言等不属于上层建筑,虽然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但文学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某些非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语言带来的。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然语言是非上层建筑,那么,文学也必然含有非上层建筑因素。瑐瑢反对者认为,朱光潜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同时,也不能因为文艺领域中存在着某些复杂的、特殊的现象,就推翻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结论。还有学者指出:文艺和政治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的关系。说文艺不是上层建筑,就是否定文艺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瑐瑤后期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讨论和争鸣的重点转向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重要收获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最早提出并论述文艺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是张涵。1982年,张涵在《论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性,思想性,认识性,形象性,典型性,主观性,情感性,愉悦性,工艺性等等,均为艺术作品的属性,都是艺术作品所不可缺少的。然而无论其中哪一种属性,都必须同时具备审美的性质,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审美性质在构成艺术作品的本质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属性”。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艺术,“只有当它成为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的特殊性才能显示出来。”可以说,张涵关于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后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源头。198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先明确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的是钱中文。1984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钱中文先后发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等论文,系统论述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1984年,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中,回顾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文学本质论,指出有人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对这一看法表示了认同。1986年,钱中文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特性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他说:“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987年,钱中文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中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说:一方面“文学确实是反映与认识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它只是阐明了文学本质特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要以这点来代替文学本质特性的全面、总体的把握,就显得不够了。”另一方面,“绝对排斥认识论、反映论、意识形态等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使用,也是一种极端偏颇的表现”。辩证地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讨论文学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看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持“审美反映说”,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点与钱中文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他很快就认同并接受了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并在其主编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作了较多的补充性阐释,进一步传播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扩大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文学理论界,特别是在高校文学专业师生中的影响。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日渐普遍化,甚至被有的学者看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似乎“以它在时间、空间上广泛的物理性存在而确立为‘传统’力量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虽然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但并非没有不同声音,部分学者也对这一命题提出了商榷。董学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审美’是什么?‘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等。瑐瑨单小曦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否定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之说,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

周忠厚则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角度,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科学性。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加形态,不是意识的样态或意识的外化形态,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体系化了的、系统化了的学说和理论”。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文艺是意识形态。“关于文艺的本质,可以说是审美情感,也可以说是审美意识,但是说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就说不通了。”瑑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呢?一方面,这是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必然结果。在美学发展史上,一直有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的传统,“美学是艺术哲学”的命题,“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的观点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明确了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说明文学的属性。1956年,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布洛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中提出:“艺术是审美意识的最高的、最集中的表现”。瑑瑡进入1970年代,布洛夫再次强调并论述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无论审美关系还是艺术都将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变体,是它的独特的、特殊的表现”。瑑瑢1980年代,中国的美学家们也开始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艺的本质。1980年,蒋孔阳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中就指出:“美是艺术的基础属性”。瑑瑣钱中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顺应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学术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意识形态特性认识深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20世纪初期,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对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表示了认同,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命题已十分流行。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中,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文艺这种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强调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提出了“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6篇

高职建筑专业培养的是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资料员等技术人员,学校的培养方向不仅要关注当下,更应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建筑业的未来走向。从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来看,要想在建筑领域有所建树,还应该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有宽阔的眼界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被媒体认为是“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师”,他热爱写作、绘画、书法、哲学、古代文学等,也正是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设计灵感,他的建筑风格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于教育,他主张培养“哲匠”式建筑师,“哲”是哲学思考,“匠”是工匠,也就是有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建筑师[2]。王澍的获奖启示我们,文化艺术修养对培养建筑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课堂讨论模式的涵义

课堂讨论模式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指“在准备事实性、解释性和评价性问题的基础上指导课堂讨论”[3]。事实性问题的回答能够直接从材料或文章中找到原话或推断出符合逻辑的结论,结论是唯一的;解释性问题是一些有歧义的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评价性问题是要学生联系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价值标准对材料中的观点作出评价。在“中西建筑文化”课堂讨论中,一般采用解释性或评价性问题,因为这两类问题没有特定答案,是开放性问题,能在问题的探讨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事实性问题对于高职生而言,相对简单,可以通过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答案,无须深入探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以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而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在建筑文化课程中,要实现教学目标(即学生能够比较、分析、鉴赏中外建筑的美,能评价当代社会的建筑文化现象,能预测建筑文化未来发展趋势),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和表达观点的机会,促使学习动机由外部向内部转化。

三、课堂讨论模式的课堂组织形式

(一)准备材料构建一组好的事实材料,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优秀的教师往往不会局限于教材内容,而是能从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信息,课堂讨论的材料来源于社会,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当今社会,各种建筑现象和事件层出不穷,作为建筑专业的学生,有必要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有所了解,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可以结合教材内容,设置一组代表性材料:材料一、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美学思想。材料二、影视明星成龙把收藏的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科技大学。材料三、当下一些城市不惜以牺牲自己的遗产为代价,克隆西方的地标性建筑,如杭州天都城的埃菲尔铁塔,苏州相城区的伦敦塔桥,天津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等。材料四、中国许多地方成为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随处可见奇形怪状的建筑,如“大裤衩、唐僧帽、大秋裤、桶装方便面”等。

(二)设计问题课堂讨论模式的难点在于问题的设置,讨论的质量直接依赖于所提问题的质量[3]156,问题来源于材料。根据以上材料,提出如下问题:(1)现存古建筑需要加以保护吗?(2)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3)如何看待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克隆建筑和奇怪建筑?(4)结合对以上三个问题思考,谈谈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组问题的难度由浅入深,既具有独立性,又有内在的逻辑性,引导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这组问题是真实的疑问,具有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对问题的解答会加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三)创设问题情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下进行的,学习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情境的创设是教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呈现材料时,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借助于网络海量资源,制作集文本、图像、动画、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营造问题情境,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如在对上述材料进行处理时,综合运用关于南京古长城、徽派建筑的视频欣赏,克隆建筑的图片呈现,成龙捐赠古建筑的新闻报道,网友论坛发言等,还原历史现场,模拟真实情境教学。

(四)合作探讨凯恩的大脑研究原则“对意义的探求是天生的”[3]5,启示我们教师,每个人都具有求知欲,只要手段得当,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建构意义。讨论的形式采用小组式讨论和全班式讨论,前者是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取一个问题或角度进行探讨,小组成员内部各抒己见,组长记录并整理每位成员的观点,这种讨论形式的优点是学生参与面广,气氛活跃,当然它要求学生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组织能力。全班式讨论是在教师的主持下,同学们对某一问题自由发言,教师可以掌控讨论的进程,引导讨论的方向,也可以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及时评价和反馈。

(五)归纳总结教育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赞美将会促使学生表现得更加出色,反之,对学生的批评与否定将使学生自暴自弃。在总结阶段,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和提出的观点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学生对某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恰恰就是讨论带来的成效,因为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权威观点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理解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增强处理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如讨论结束后,鼓励学生把探讨中得到的结论整理成小论文,以适当的形式发表,学生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四、教学的安排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7篇

学术论文的重要性的认识篇一

1、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2、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作者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3、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

4、其分类如下:

(1)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

(2)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

(3)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门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多媒体技术学术论文范文

多媒体技术发展浅析

论文关键词:多媒体;多媒体网络;多媒体应用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多媒体技术发展的简单介绍.提出多媒体技术使用的硬件要求.并对多媒体网络的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介绍了多媒体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多媒体技术迅速兴起,蓬勃发展,其应用已遍及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变革。早期的人们,通过交谈与手势交流信息。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了文字和图片,后来又有了照片乃至电报、电话、录音、广播、电视、电影、计算机网络等等。多媒体自诞生以来发展迅速,现在已逐渐家喻户晓,多媒体技术综合了计算机声音处理技术、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图像处理技术、计算机通信技术、存储技术、计算机文字处理技术、计算机动画处理技术及活动影像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有机结合,对科技界、产业界、教育界、创作、娱乐界及军事指挥等领域产生了强劲的冲击波,它给传统的微型计算机、音频、视频设备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巨大影响。

1多媒体的硬件组成及多媒体网络

一般多媒体硬件是以计算机硬件为核心(要求至少64M内存,l0G以上硬盘),音频、视频设备是其主要外部设备,外设还包括:光盘及光盘驱动器、摄像机、录像机、扫描仪、麦克风、音箱、投影器、复印机、扩音器、电视、编辑系统等等,像这样建立在高性能硬件基础上的集数值、文字、图形、图像、声音为一体的具有交互式的综合功能的计算机系统称为多媒体计算机系统。

多媒体网络是指可以综合、集成地运行多种媒体数据的计算机网络。在网络上可以运行文字、图形、影像、声音应用程序、视频及动画等多种媒体信息,并对多媒体数据进行获取、存储、处理、传输等多媒体网络具有集成性、交互性、同步性和实时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处理并展现两种以上的媒体;多媒体网络的节点与网络系统可以交互通信,通信的方式可以是多点或双向的;各种多媒体网络节点应能同步的显示图、声、视信息,把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提供给用户;用户在多媒体网络的信息交换中,信息涉及人的感觉、视觉和听觉,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和连续性,对于利用视频会议交谈、视频与音频信息不能有持久的延迟,目前的多媒体只能实现即时性同一般网络相比,多媒体网络有其特殊要求,首先它处理视像、声音等媒体信息的方式与众不同,并且对于语音信息、传输速率等方面有频宽的要求。其次由于多媒体的信息涉及人的感官,有较强的时间相关性,多媒体网络需考虑延迟性及数据传输的优先顺序,方能达到各项软件的应用需求。最后,因为多媒体网络涉及不同厂牌机型及异种网络上传输多媒体信息,有一定的网络兼容性就显得很重要。多媒体在网络上应用的关键是多媒体数据在网络上的传输,而多机需采用高速网络互连.方能满足速度和带宽的要求,如FDDI,B-ISDN等网络系统,不同媒体的最大延迟、平均吞吐量、可接受的误码率等指标各不相同,因而对网络带宽的要求并不一样,所以在建立多媒体网络系统时,须从实际出发,选择适用的网络结构和系统,建立和组织合理、高效的媒体播放和控制机制。通常在广域网和局域网上应用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网络随着技术的发展,还会不断完善。媒体的多样化、信息传输的同一代以及设备控制的集中化在不远的将来会得以实现。

2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随着多媒体的发展与应用,使电脑本身由无声世界进步到有声世界,由原来的静止画面发展到动画画面甚至全场活动影像效果,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创作、传播等。概括起来,多媒体计算机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应用:

2.1在教学培训上的应用

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多媒体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国内的各个领域逐渐开始应用。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多媒体教育技术更是受到各类教育单位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关注。一批多媒体教育软件,多媒体演播教室和网络教室,远程教学系统,仿真培训系统等软硬件系统先后开发建立起来。多媒体教育技术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改革传统落后的教育方法,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育手段,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相比,利用多媒体具有以下优势:

(1)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识主体作用的发挥。多媒体计算机产生一种新的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人机交互方式,而且可以即时反馈,对教学过程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学习欲望,从而形成学习动机;而且学习可选择学习的内容、教学模式,从而主动参与,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

(2)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多媒体计算机提供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以便人类获取知识,保持已有的知识。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这两项加起来就有94%n,还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多媒体技术既能看得见,又能听得见,还能用手操作。这种多种感官刺激获取的信息量,比单一听老师讲课强得多。

(3)实现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多媒体的超文本技术和超媒体系统可以将有关语音和活动影像的内容组成一体化的图文音像并茂的电子教材,可达到因材施教,优化教学过程。

2.2办公室自动化和商业领域

办公自动化是信息社会的标志,是当前国际上飞速发展的一门综合电子、通信、文秘和行政等多学科和技术的新兴学科。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几千年来一统办公室的“文房四宝”逐渐被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所打破。目前可以进行多媒体的声音邮件、视频邮件、视像会议、商业信息的传播、介绍、购物指南等等。

2.3游戏、娱乐

游戏是多媒体的一个最直接的运用.因为游戏本身包含了几乎所有多媒体的因素,而且最新的多媒体技术往往是在游戏中首先得到运用的。多媒体游戏可将图像、影片、各种特殊效果的声音、活动等结合在一起,使游戏更真实、更令人激动。

2.4在进行辅助设计和工业生产控制

多媒体技术集图、文,声于一体,不但在信息的量上有了数量级的大幅度增加,而且还提供了以往计算机技术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在辅助设计和工业生产设计中,多媒体技术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将工程图纸直接输人计算机内存储,将产品进行三维旋转和物体缩放交互设计,还可实现生产车间与集中控制室之间的监视控制等等。它在重大工程、复杂工程段及特殊环境的设计中,可用于方案比选、初设审查,效果检验等,还可以用于招标投标、宣传、服务用户等。

另外,多媒体技术还广泛应用于医学、银行业等。

社会生活讨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北宋移民;南宋民俗;文化交融

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不是一潭死水。要想创造出鲜活灵动的文化,只有动态的文化交流才能给文化自身的发展带来活力。宋代文化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化之间的交流,靖康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得文化随之迁移。南北文化(后期包括金、蒙古统治地区的非汉族文化)也在不断地交流与碰撞之中,逐步走向融合,北方人口的南迁对南北文化的交融与南方文化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北宋移民与南宋民俗文化

关于“北方移民”问题,《中国移民史》中对“移民”做如下定义:“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1]迁入南方的北方人口只有在“一定数量”“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前提下才能对南方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才能初步对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做出一定贡献,所以这一概念对本文来讲是十分贴切的。文中的北方移民,即指从北方地区迁出的,具有一定数量的,在南方地区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群。另外,在北方移民南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宋金对峙时期,作为前线的淮南地区的部分民众为躲避战争灾祸,也发生了迁往江南等南方地区的现象,理论上这也应算作移民的一部分。通过讨论北人南渡给南方带来的北方文化特色,从中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问题。这部分移民在迁移之前就居住在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地区,迁入相距不远的江南地区,二地的文化在细节上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同属于南方文化的大范畴之内,并不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特色。关于民俗文化方面,钟敬文先生提出民俗文化的概念:“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习俗风尚的总称……民俗文化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2]他总结了民俗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无疑都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物质文化方面主要包括岁时节日习俗、衣食住行、娱乐游艺习俗和婚嫁习俗等。另外,南北文化主要指靖康以后,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学术界对于南宋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多停留在所谓的上层文化之中,如学术、思想、教育、宗教等方面,对于有关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其中有价值的研究较之前者明显不足。其中民俗文化作为民俗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一般将其放于文化史叙述的结尾一笔带过。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述南北文化交融,尤其是民俗文化变化发展问题的研究较少。在全面搜集和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如果以南方民俗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为视角,对靖康之乱以后,北方移民的南迁和其对南北文化交融的影响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探讨,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北方移民的影响和宋代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涉及古代史料概况

在古代史料方面涉及历史地理和民俗文化的内容,因此这两方面的史料都应包含在内。从总体上看,宋代的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无论是正史、小说文集或碑刻资料都是极为丰富。在历史地理方面,正史类史料如《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文献通考》等,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有关宋室南渡和移民情况。另外,地理类书如《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也有记载,各地方志特别是现存宋代方志,成书年代多为南宋时期,也为研究区域内的北方移民提供了重要资料。宋代的笔记小说和诗词文集,虽然也有记载,但比较零散或所记移民规模较小,局限于一家一姓之迁移。所以在移民方面,最主要的还应依据正史和地理类书籍的记载。关于民俗文化,中国古代的正史一般不将其作为记述的重点,宋代正史中只有较为零星的记载。另外,宋代出现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诗词文集,对正史在这方面的缺陷予以弥补。专门记载风土民情的笔记小说就有很多,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对东京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的记载较为全面,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对南宋临安的记载,《岁时广记》等笔记的叙述都十分详尽、生动。另外,庄绰的《鸡肋编》,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笔记和宋代文人对社会生活有感而发所做的大量文集、诗词,也为研究宋代市民的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些笔记的记载虽然相对较为零散,但因宋记小说的总量较大,其所记载民俗文化的总量也相应较大,是研究宋代社会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史料。

三、近代研究现状综述

这一课题包括到移民与民俗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除历史学的基本内容外,还涉及历史地理学和民俗文化学两个学科。首先,就宋代北方移民而言,在历史地理学的范畴内研究宋代移民问题上,张家驹先生可以说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最主要的著作《两宋经济重心的南迁》涉及北方人口南迁的问题。此书主要对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其第二章《政治重心移动对南方社会的影响》中,将人口迁移作为经济重心南移的背景略作介绍。书中将北人南迁分为三个阶段,即靖康南渡之役、金完颜亮南侵之役和蒙古南下之役,以第一阶段规模最大,并对人口南流的地区和各阶层略作说明。最后简要论述北方风俗遂移民的南传,表现在语言、社会生活方式、娱乐事业等方面,并指出“北方风俗的南传引起南方上层社会生活的变化,促进南北风俗见有了新的融合。”[3]此书将两宋经济重心的南迁作为论述重点,故只将北方人口的南迁作为经济重心南迁的原因之一来阐述,所占篇幅不多,论述较少,不免有所遗漏。吴松弟先生的《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的变迁》一书较为详尽地对宋代北方移民展开论述,成为后人研究宋代北方移民的基础。书中详细阐明了靖康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过程、迁入地分布、迁出数量和路线等南迁概况。该书充分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将靖康之乱以后的北人南迁分为七个阶段,其中靖康之乱到绍兴议和的十五年间是南迁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次;各迁入地的移民数量并不均衡,其中以江南最多,江西、两湖、淮南、四川等地次之,两广、岭南最少。并以路府为单位对迁入移民的区域分布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移民与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做了一定的论述。其中不仅提及大量北方移民对南宋政治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指出了移民中的流民对南宋政权稳定的负面作用。但是书中对南迁移民与南宋文化,尤其是社会风尚(民俗文化)的论述着墨甚少,不免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上书刊印后,吴松弟先生又发表《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和《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两篇文章。将南宋时期的移民分为两宋之际迁入的北方移民、南宋绍兴末以来北方新迁入的移民和南方籍移民三阶段,分别概述其对临安文化的影响。本文不同于其著作的创新之处是,作者对迁入临安的南方籍移民及其对临安文化影响的重视。另外,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部分亦为吴松弟先生所做,对宋代北方移民的论述与其专著类似。范玉春先生的《移民与中国文化》一书,也涉及宋代移民的过程,并对移民与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做出研究。《靖康之变与开封人口的南迁》等文,也对靖康以后北人南迁及影响方面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和说明。由此可以看出,前人在宋代尤其是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尤以张家驹先生和吴松弟先生的研究最为显著。他们划分了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南迁的阶段和过程,讨论了移民的分布区域,并研究了北方移民对于南宋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学术界侧重于北方移民对南宋、南方社会政治经济影响的研究,对南宋文化,尤其是南方民俗文化和南北文化融合的研究或一笔带过,略显薄弱。其次,就宋代文化和民俗研究的范畴而言,学术界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关于宋代文化史、社会史的著作中,一般将民俗归置于社会风尚之下进行较为宏观的概述。杨渭生老师的《宋代文化新观察》《两宋文化史研究》,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和姚瀛艇主编的《宋代文化史》等书,对整个宋代的衣食住行、风俗民情等民俗文化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层面上做了整体的概述。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地域文化》一书,突破了以时间为线论述文化的传统模式,从空间地域论述文化的不同发展形态。将“时间与空间相结合,趋同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4]展示了多维的宋代文化形态。在书中第一章即以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为题,总结出北方质直忠厚、劲勇强健、勤劳节俭的特点,南方灵巧轻扬、柔弱、奢侈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南北风俗的差异。此书以地域文化为视角进行研究颇有见地,但书中较为笼统地将地域分为南方和北方的差异之上,对各自内部并没有作进一步详细的划分,并且对于婚丧嫁娶习俗、节日习俗等具体方面也未有更深地研究。在民俗学领域,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史》可谓中国历史民俗学的奠基之作。其中由恩师游彪先生等撰写的宋辽金元卷,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有关宋辽金元的历史民俗,尤以宋元民俗为重。该书从整体上把握宋代民俗,提出有关宋代民俗的极大特点。如以寒食、端午为例,指出“赵宋王朝统治范围内,各地区民俗存在很大的差异。……区域性是两宋时期民俗的又一重要特征……并且,宋代民俗并非只是单纯地继承前代,而是不断地加以发展和创新,形成具有浓郁时代特征的民俗现象。”[5]

除此之外,由于宋辽金时期的民族融合,宋代的民俗又呈现出强烈的多元化特征,是相当复杂而多姿多彩的。另外,从民俗的某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和著作也大为可观。对宋代岁时节日习俗的研究。周宝珠先生的《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按时间顺序介绍了北宋东京传统的民间节日活动。朱瑞熙先生《宋代的节日》一文,是较早的对宋代节日展开论述的重要专题论文之一。文中将宋代的节日分为帝后圣节、官定的重要节日、季节性和节气性的节日及宗教迷信性节日四类,为后人研究宋代节日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于该文成文时间较早,对宋代节日的概述是宏观的、宽泛的,只对节日做了一定程度的分类,对于宋代节日习俗的变化等方面尚未涉及。刘春迎的《北宋东京三大节日及其习俗》《北宋东京重阳节习俗》,介绍了北宋东京的春节、冬至、寒食三大节日及其节日习俗,并提到“临安的都市文化曾深深地受到东京的影响,尤其表现在节日习俗方面。”[6]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的节日风尚》,熊海英的《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等文章,以地区节日习俗或某个节日为中心,讨论了宋代民俗文化的某一侧面。另外,近来的硕博论文也对宋代节日文化作了相应的探索,如《宋代官定节日研究》《北宋东京节日研究》等。四、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宋代北方移民与民俗文化的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史、历史民俗学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这几类学科的交叉点上的研究略显不足。有些研究虽然涉及一些北方移民对南宋南方文化、民俗的影响,但并未将其作为重点。对宋代民俗节日的研究虽然也看到了南宋北方移民对南方民俗文化的影响,但大都一笔带过,并不深入。而事实上,宋代尤其是靖康之乱以后的北方南迁,对南方文化和南、北文化融合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

[2]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3.

[3]张家驹.张家驹史学文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6.

[4]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3.

[5]钟敬文.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